西方文藝復興的啟示，台灣人文再生與重建

作者／洪裕宏

　　原連載於台灣日報 2004 年11月30日-12月5日

圖為白頭翁巢，象徵台灣人文即將破殼而出，再生在望。

編按：本文係澄社社長洪裕宏於 10月22日在台灣智庫所發表的演講，文旨在於對台灣政策影響人文復興的批判與省思，文中對於台灣人民產生自我價值的貶抑與中國化的迷思，使台灣人民變成追逐市場而居，失去靈魂與價值，成為「大地的跳蚤」等現象，深感憂心。他認為這些都是促使我們反省台灣人文再生與重建的必要性。文中也提出了諸如：「台灣有沒有屬於台灣的，充滿了台灣文化內涵的產業？」等問題，他認為這些產業必須是獨一無二的，如果不是在台灣生產就沒有這些文化附加價值。其見解深刻卓越、發人省思。本報特徵求其同意予以轉載。

一、前言

對清華跟交大要合併的新聞，我非常的遺憾。清華交大合併的事，在行政院長與兩校校長召開記者會一兩個月以前，我就聽說李遠哲院長跟清交兩校的人講，如果你們願意合併，就給你們一年三十億。為什麼李遠哲院長有權力承諾說合併就給你一年三十億、五年一百五十億，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權力？我不是在挑戰李院長，只是反應我的心情，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有實現他的理想與人生美夢的機會，但是，做為一個人文學者，我覺得被壓抑，被所謂的「科技專制」壓抑。

今天台灣高等教育的決策權掌握在一批科技學者手裡，李遠哲院長為代表性人物。澄社多年來支持李遠哲院長，沒有說過一句汙蔑的話，但是我們也一再表達看法，希望政府能重視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不久以前，澄社成員跟游院長見面，很多的部長和政務委員都在場。游院長對我們承諾，他們一定會考慮澄社萬言書對高等教育的看法。我們贊成投資高等教育，但是反對以重理工、輕人文的方式來運用經費。在行政院所提清交合併的案子裡，我們看不到細部的規劃，看不到決策者對人文、社會科學與藝術的重視。

如果政府決策如此粗糙，面對我們講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那麼澄社會全力來追究這件事情。本來澄社要求政府重新檢討新十大建設，對這新十大建設有很多意見，包括蘇花高速公路、平地水庫、高山纜車與國土保育、五年五百億提升大學計畫等。我們苦口婆心、講了再講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要求政府一定要正視。我們的要求很簡單，把五年五百億的經費撥出一部分來，誘導十到十五家國立大學，把人文、社會科學、藝術學院，完整地設立起來。掌握高等教育決策大權的科技學者們，包括李遠哲院長，都沒有思考這個面向，令人遺憾。許多國立大學將人文與社會科學教師置於通識教育中心，其實就是輕視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心態。不然為什麼不把資工與電機教師歸在通識中心呢？

台灣在面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宰制下，社會、文化與價值有單元化的趨勢。此外，國民黨近五十年的統治有效壓抑本土文化的發展，造成文學與藝術的失根與對鄉土的疏離；國民黨政府牢牢控制歷史與文化解釋權，也造成台灣社會對本身歷史的集體失憶。這些因素導致台灣人民產生自我價值的貶抑與國際化 (其實是中國化)的迷思，使台灣人民變成追逐市場而居，失去靈魂與價值的「最後的人(thelastman)」，成為「大地的跳蚤」（尼采語）。這些都是促使我們反省台灣人文再生與重建的必要性。台灣人文如何再生與重建呢？台灣的人文失落與沈淪和西方文藝復興的發展脈絡有其相似處，我們能從西方文藝復興得到什麼啟示？

二、西方文藝復興的核心觀念

文藝復興始於西元十四世紀，終於十六世紀末。文藝復興有五個重要的核心觀念 :第一個，對於古典文學藝術的重新再發現；第二個，強調具體的生活世界、具體的經驗；第三個是個人主義；第四個，反中世紀神權；第五個，是重視地方性、在地性、自主性。

第一個，對於古典文學藝術的重新再發現，希望回歸古羅馬、希臘，也就是西元五世紀以前，繁榮的西羅馬帝國時代，古希臘和羅馬的文學與藝術。古典藝術和文學對於 13世紀末14世紀初的歐洲人來說，有其吸引力，但是他們為什麼如此強勁地推動古典文學和藝術呢？我有一個大膽假設，就是他們必須有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東西，才能對抗有千年以上歷史的中世紀神權傳統。當時神權與政權是結合的，這個傳統非常強勁，如何去對抗呢？那個時候並不存在本土的、在地的文學與藝術，所以他們必須找一個能跟當權的人文藝術競爭的東西，所以他們藉著古代的文學與藝術來對抗中古世紀的神權。

第二點，強調具體的生活世界和經驗，可以具體感受的俗世世界的經驗。這是對於中世紀神權傳統強調來世和抽象理想、強調人的未來是在死後 (afterlife)的說法的反動。

第三個核心觀念是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之前，個人只有工具性價值，人的價值是為了基督教的理想。依基督教傳統，人是為了上帝而存在。文藝復興以後，藉著強調個人的價值來強調地方的價值，或者說這兩個價值乃互為表裡。因此第四點是反對中世紀神權。最後一點就是重視地方性、在地性和自主性。文藝復興便是始於文學作家開始使用自己的語言來創作。最重要的文學家但丁、薄伽丘等人，都是用義大利文來寫文學作品（之前是用拉丁文）。他們不僅用自己的方言，而且用一般人民講的話來創作文學，或者用生活經驗來創作藝術。這種地方性、在地性和自主性，也是文藝復興時期很重要的核心的理念。

三、為什麼台灣需要人文再生？建立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性

因為我是學哲學的，很自然地，我非常關心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其實並不密切，只有極短的時間跟中國有互動。台灣是一個多元文化，發展出來一個很特別的文化自主體。在發展過程中，因為台灣的居民（不管從哪裡來的，原住民或撤退來的中國大陸的人），自古以來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機會與時間並不多，但是，台灣有其特殊性和價值。在台灣文化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缺了一些東西。對這個問題，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這段期間的發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日本在吸收中國文化許久以後，到明治維新時，為什麼要與中國文化切割，全盤西化呢 ?學習西方的東西使得日本成為當今在文化、經濟、軍事方面的強權。這個經驗值得我們來瞭解。

學術研究不只是把大家關在研究室裡面寫一些學術論文。澄社萬言書中，批判的重點之一就是國科會的「新科舉制度」。我們意識到，國科會也許可以把理工的學者關在實驗室，人文學者是不可以被關在研究室裡。國內的憲法學者、政治學者、經濟學者們從國外拿到學位回到台灣後，能夠直接貢獻到社會，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例如憲法學者在憲法法庭參與釋憲辯論。可是許多文學、歷史、哲學或社會科學學者，都被關在研究室裡，對社會沒有太大的貢獻。怎麼關法？用研究計畫、獎助、學術評比和升等。這根本就是一種科舉制度，它以利益引誘你，耗盡你一生的精力，讓你出不來。人文學者對社會的貢獻不應只是研究與教學，也應將精緻的人文精華回饋給社會大眾。

找回台灣的主體性

台灣現在最大的焦慮就是尋找自己的主體性。我們需要國家認同，需要從社會產生一個力量，能夠回應來自四面八方的強大壓力。台灣處於一個非常危急的時代，這是一個非常黑暗的時代。用狄更斯那句話：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只要我們能掌握到歷史的脈絡，對我們來講這是最好的時代。為什麼在這個關鍵點，要大力推動台灣人文再生與重建呢？

先從經濟的角度來談。這個角度可能跟經濟學者和專家不太一樣。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花了很多心血，從黑格爾、馬克斯一路研究下來。我對台灣目前一個觀察是 :現在政府官員與學術界的朋友，談的都是如何回應全球化的挑戰。我覺得滿奇怪的。全球化到底是什麼意思？全球化從我的角度來看，是一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更徹底化，打破市場經濟的國家界限，以及國家設定的種種貿易障礙。打破這些障礙後，讓自由貿易更徹底實現。台灣作為全球化市場的一員，我們應該非常有自覺，不然的話，我們就會沒有任何賣點。要跟中國比，我們的市場在哪裡？要跟美國競爭，我們的科技在哪裡？我們的發明與創新在哪裡？我們的研發在哪裡？台灣在此特別的處境裡，怎樣殺出一條血路？我們代工要代到何年？若真的要產業升級、科技創新，如何可能？這些都是很困難的問題。我們如何在歐美高科技和大陸與其他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力與廣大市場的夾縫間，得到生存空間呢?

追求創新與附加價值

法國的波爾多紅酒為什麼不到大陸去製造？人工便宜啊，為什麼不去？因為重慶做的紅酒就不是法國波爾多紅酒了。為什麼德國的名琴不到大陸去製造？即使人工再便宜，因為中國沒有在德國才有的幾百年製造鋼琴的工藝傳統，在中國製造的鋼琴就不是德國名琴了。又如，瑞士的勞力士手錶，如果是在印尼製造的，你們願意花那麼多錢買嗎？因此，我認為追逐高科技產業不見得是唯一的出路，重要的其實是創新與附加價值的內涵，也就是文化的特殊性與價值。文化的內涵和意義不必然附加在高科技產品上，如巴黎時裝流行不是高科技，武漢能夠取代巴黎嗎？

我們的產業應該多元化，例如可以發展鶯歌的陶瓷藝術和埔里的紹興酒。台灣有沒有屬於台灣的，充滿了台灣文化內涵的產業？這些產業必須是獨一無二的，如果不是在台灣生產就沒有這些文化附加價值。我們能不能走出這樣的路來？我們要反思全球化，但反思的層次不只如此。我早年讀了很多青年馬克斯。青年馬克斯被共產國家視為唯心反動而禁讀。馬克斯是一個了不起的哲學家，雖然後來他的共產黨追隨者證明是歷史的一場錯誤，但是大家不要輕忽馬克斯的人文主義思想。他是人類思想史的一個寶藏。亞當史密斯認為分工是創造財富的第一步，馬克斯則反對分工。分工的確可以增加生產力，雖然後來為了解決馬克斯異化 (alienation)的問題，對生產線做一些調整，例如日本汽車製造業，不再讓每個工人在生產線上做簡單的動作，而是分成團隊，讓整個團隊完成一部完整的汽車，讓這些工人有成就感、覺得工作有意義。不過這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一個批評非常重要，至今還沒有過時。他說經濟活動本來應該只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一個面相，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讓經濟活動凌駕一切、主導一切，變成太上皇，決定其他一切，包括政治、文化、藝術、哲學等。過去大家覺得有價值的其他社會活動，通通被納在經濟活動的宰制下，經濟活動主宰一切。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商品，市場上沒有商品就沒有交易。但是請問，哲學思想如何變成商品？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是無法變成商品的，因為沒有辦法用金錢價值來交易，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在市場經濟裡被犧牲掉了。

哲學與藝術變成附屬品

大家可能從事非常輝煌的行業，在這個社會上備受尊敬，但是我作為一個哲學家，在這個社會上卻覺得一文不值，甚至於常常受到誤解與冷嘲熱諷。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備受尊敬，在這個社會擁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這樣的生活方式，只不過二百多年。但是，人文、哲學、藝術曾經在人類歷史上存在非常久，在今天這個時代，卻逐漸變成從屬品，失去其應有的自主性價值。

文藝復興時代所面對和我們今天面對的處境不太一樣，我們必須對這個異同作個對照。前面我提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原先保有的多元價值和多元發展的方向整個壓抑掉，使得現在的社會變成一個單一價值 (money)的社會。即使我們今天還可以去推動一點藝術或哲學，卻必須附屬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架構下，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四、台灣文化現況 —— 異化、疏離、自我的迷失與模糊的臉

除了經濟活動對我們社會文化的主宰性外，我們還有另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就是中華文化的宰制。我們今天講話動輒得咎，只要強調自我價值與主體性，就會被責難，這部份我就不用多講，因為大家都有切身的經驗。台灣文化現況除了受資本主義經濟壓制外，還受到中華文化的壓制。

我年輕時是一個文藝青年，也寫詩，在中外文學與笠詩刊發表過作品。我看到文學、藝術、詩等都有嚴重的問題。為了準備這次的演講，我去了誠品書店，我在那邊待了一個下午，翻遍架上所有台灣作家的小說。我發現台灣的文學是非常抽象的，與具體的經驗世界距離遙遠，尤其是超現實主義者。後來在鄉土文學運動的影響下的鄉土藝術，做的比較好的是美術，畫家比較能畫出台灣的生活經驗。但是，我看到小說、現代詩和電影有很大的問題。電影大家比較熟悉的是導演侯孝賢，他號稱拍鄉土電影，但是「悲情城市」卻讓我覺得非常失望。他找了朱天心來寫劇本，結果那個「悲情城市」模模糊糊的，拍了等於沒拍。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像「辛德勒名單」那樣的電影呢？十二年的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產生了不少偉大的電影與文學作品。我們有近四十年的紅色與白色恐怖歷史，卻沒有透過文學、藝術與電影來呈現出在這段歷史中發生的政治壓迫、社會悲情與文化壓抑。

最讓人難過的是小說家寫身邊的故事，場景卻是 T 市、 Y 鎮等，這些地方在哪裡啊？為什麼小說裡面沒有我們熟悉的鄉鎮的名字呢？為什麼小說家害怕寫到鶯歌、板橋、台南？為什麼不寫呢？被寫最多的是台北，但這只不過反映台北是中國文化的延伸而已，所以當然願意寫。白先勇寫台北人，是寫台北的王公貴族腐敗生活的一面。而台灣自己的故事呢？我們的小說家為什麼不敢寫自己的家鄉？為什麼他不敢寫出台灣的地名呢？我問一個青年作家，在他的小說中為什麼不用台灣的市鎮名稱？我得到的答案是「用台灣地名會讓小說顯得很俗氣。」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也是我們應從文藝復興得到的教訓。但丁、薄伽丘用義大利文寫故事，他們寫義大利。雖然文藝復興重新發現古代的希臘羅馬，他們不是回到古典，而是藉著古典重新創造他們的新文化、新生命、新歷史。然而我們台灣呢？

本土文學被惡貶為三流

還有一點，為什麼都是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在頒授文學獎，而且每一頒就是百萬獎金？為什麼聯合報賠本都要持續出刊聯合文學？自由時報呢？其他的團體呢？我看過一些被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塑造出來的「主流文學」視為二流、三流的，就是所謂的台灣文學。本土的、鄉土的文學作家的雜誌與作品往往被貶為二流、三流的。為什麼？這有文化主宰權、文化霸權和文化解釋權的問題。

泛綠執政已四年餘，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人文深耕與文化創新。執政黨的人才大都是法政人才，對人文、教育與學術認識有限，才會把教育跟學術交給李遠哲院長處理 ( 外面是如此傳說的，我的觀察也是這樣 ) 。但是李院長對人文藝術瞭解似乎有限，也未曾展現重視人文藝術的政策方向。行政院五年五百億政策計畫將這筆錢用在投資大學科技研究，名目上是要讓一所大學躋身世界前百大，實質上是冀望大學能為產業界做研發，以提升科技與促成產業升級。大學為產業界做 R ＆ D 對嗎？大學應該做更上游的、更理論的研究，公司應該有自己的產品研發。國家高等教育資源可以這樣直接投入產業界嗎？

或許為了台灣經濟發展與生存我們不得不做，但是回過頭來看，我們大學的理工科系對產業到底貢獻了什麼？清大電機系教授曾孝明說，國科會的研究計畫大多是後續補充型，沒有創意、沒有原創性，也沒有多大貢獻。 SCI 論文數量成長很多，但是論文引用率卻連菲律賓都不如。國科會花了這麼多錢，做出的研究計畫多無甚價值，不要說外國人不用，我們的廠商也不用。我們的大學對產業到底有什麼貢獻？我質疑這點。

政黨再惡鬥台灣將消失

我不是要否定大學應對產業有貢獻，而是認為當我們強調這個面向的時候，要想到台灣作為一個國家，國家認同的形成不是靠政治力就可以，而是必須深入文化、深入在這個島上大家的生活方式、價值和核心信念。沒有這些我們如何建立國家認同？沒有這些，台灣的主體性永遠遙不可及。如果台灣的主體性永遠遙不可及，則國家認同永遠不可能，政黨惡鬥永遠上演。只要再上演十年，我跟你保證，台灣就消失了。現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不能再拖了。東吳大學校長劉兆玄最近講一句很正確的話。他說：「研究可以等、教育不能等。」教育牽涉到整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立，我們應該要優先投資教育。我搞不懂為什麼要把台灣的大學的論文出版數量推到世界前 100 名呢？這有何意義呢 ? 怎麼會把這個當成施政目標呢？

上面談的是文學、藝術、詩與電影中的自我價值貶抑。因為自我異化與疏離，產生價值空洞化與文化貧困化，整個社會追求的焦點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之外都是次要的。全球化與競爭力的迷思像幽靈般盤據每個人的心靈。「國際化、與國際接軌、西進、南進、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等簡單化思維充塞整個社會，各式「先知」口沫橫飛地指導大家「國家發展的方向」。不管往那個方向去，惟獨遺忘了自己。我們自己呢？台灣社會充滿國際化的迷思與追逐市場而居的吉普賽心態。難道我們除了市場價值以外沒有別的了嗎？我們還應該追求其他什麼價值？

另外我要討論的是歷史的失憶症。認知神經科學關於失憶症的研究裡有一個病人叫 C.W. ，他是音樂家，因腦部受損而只能有現在的記憶，他永久性地被困在瞬間的現在。他做過的事情馬上忘掉，過去的記憶也全都忘掉，他只活在現在，與過去完全斷絕。他的事件記憶 (episodicmemory) 幾乎完全毀損。他是一個有意識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他是誰，為什麼？當人家問你你是誰，這個問題對你再簡單不過了，因為你有記憶，你記住你過去什麼時間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這些叫做事件記憶 ( 歷史 ) ，跟時間與場景有關的記憶。這些記憶是構成你之所以是你的要素。自我認同乃建立在個人的歷史記憶，失去了歷史記憶也就失去了自我認同。

我們的歷史記憶呢？我覺得李登輝前總統對台灣的民主發展貢獻很大，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當總統的時候講的一句話，他說：「我們不要再往回看二二八事件了，歷史要往前看。」這是不對的，我們當然要往前看，但是我們要把歷史講清楚，才能往前看。惟有把歷史講清楚，我們才知道我們是誰。一個社會失去了歷史也就失去了自我認同。國家認同的建立端賴歷史的認識與解釋。現在社會上流行「主體性」這個詞，建立台灣主體性就是要創造台灣文化的特殊性、獨一無二性、不可取代性。主體性的基礎在自我認同，而自我認同的基礎在歷史 ( 事件記憶 ) 。

往前看要先弄清楚歷史

再來談有關文化解釋權的問題。前面所講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頒文學獎，聯合報在辦聯合文學，重視本土文化發展的媒體或團體呢？為什麼大家都無所謂？很多朋友跟我講，你不用對自由時報有任何期望，他們對這種事毫無興趣。為什麼頒文學獎很重要？因為我們要誘導年輕人來創作。我們要文藝復興、要自己的文學和藝術，頒獎就是告訴我們的年輕人什麼是最好的文學，什麼是最好的藝術。我為什麼要批判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呢？看看他們所編的文學專輯叫中華文學大系。我對中華文化並無敵意，但是今天我們念茲在茲的是要保存台灣如此重要、特殊、且有價值的東西，不要那麼快的被吞噬掉。我們需要讓台灣發展一段時間，累積個五十年，我們就會有很亮麗的未來。一百年以後，未來如何發展下去，就不是那麼關鍵性的問題了，就算統一又何妨呢？可是，現在我們要守住自己的立場，保持發展的命根子，這是我們應該關心的焦點。

五、台灣與文藝復興時期的類比

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文學獎作品我每年都看。這些作品很多都不寫台灣的市鎮，是抽象的，這正是文藝復興時代要反對的。文學與藝術若是抽離你的具體生活經驗，是文學作家和藝術家不能原諒的一個心態。為什麼你寫小說，不敢寫台東市、不敢寫九份。前面提到的電影「悲情城市」是提到九份，也促進九份的觀光。可是大家再去看一遍，那是一部非常模糊的電影。為什麼不敢寫我們自己的故事？為什麼寫 T 鎮、 Y 市，用英文大寫來代表這些城鎮，我想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的文藝作家們，是不是被誤導了。我們沒有自己的文藝作品。千萬不要低估了文學和藝術，前面所提的文藝復興時期，但丁、薄伽丘、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等本土化和地方化的文學創作和藝術，創造一個了西方文藝史上創造力最高的一個時代，也就是十四到十六世紀這三百多年。這三百多年代表了西方文化創造力的顛峰。文藝復興對於西方的解放貢獻也非常大。當時的商業活動幫助了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也回過頭來幫助了商業活動。那個時候還沒有資本主義，大概到十九世紀才發生工業革命，然後才是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

文藝復興可助商業活動

如果我們把台灣和文藝復興類比，相同的地方是，文藝復興反神權、台灣應該反外來文化霸權，神權與外來文化霸權都是一種壓迫力量；文藝復興反政治上的專制、台灣應該反的是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市場價值專制與失根的科技專制。我為什麼說「科技專制」呢？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我覺得今天台灣的高等教育決策完全操在科技學者手裡，人文學者再怎麼講都只是狗吠火車，沒有影響力。我要問的是，這些科技專家真有這個能耐足以開創台灣文化主體性的發展嗎？我的觀察是，包括很多的大學校長，這些科技博士出國唸書常常三年就回來，在國外大多關在實驗室裡，對西方社會的觀察非常有限。但是現在他們許多在做大學校長，主導高等教育的發展。好好觀察這些科技學者所主持的大學，到底有多少校長真的瞭解如何辦大學 ? 如果他們瞭解什麼是一流大學，今天大學的通識教育怎麼會搞成這樣子？那有一流大學把人文與社會學者都置放於通識教育中心的 ? 這些校長最重視的不就是所謂的「育成中心」與「產學合作」嗎 ? 台灣高等教育的權力都掌握到這些科技學者手裡，可是他們卻並未給我們高品質的大學教育。他們掌握了權力，控制了資源，給自己實現「人生理想」的豐富資源和絕佳機會。可是我們從事人文、社會科學、藝術者，實現人生理想的機會在哪裡？我們永遠沒有機會實現，因為我們講的話，人家永遠不信。

市場經濟妨害多元發展

政府面對科技學者與從外國找回來的大學校長，他們要什麼都答應。這些科技學者是為自己建立實驗室。可是你們知道嗎？大學的學生社團，一年的社團補助可能只有區區幾千元。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的下一代呢？澄社提出投資下一代的理念。但是這個理念何時被認真對待過？我們所要求的從來不是為我們自己，但是我很不客氣的講，這些科技專家們一拿就是幾億的卓越計畫，但是大學窮兮兮的，要這個沒那個、要這個錢沒那個錢。碧水學社的理工教授們說，我們現在缺的不是錢，而是一個較佳的學術制度、研究環境與基礎教育建設。你現在再給台大二十億研究經費，台大根本消化不掉。

西方文藝復興與目前的台灣都尋求主體性、文藝地方化與本土化。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商業助長了文藝復興，但是現在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卻妨害多元價值和多元文化的發展。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沈恩 (AmartyaSen) 在其名著《發展即自由》中，主張經濟發展的目的在尋求人的自由，包括經濟自由、政治自由與追求理想人生的自由，而非只是國民所得或國家 GNP 的提高。所得與 GNP 的提高只是尋求自由的工具而非目的。第二點，科學與文藝復興相輔相成，但是現在卻是科技專制壓制人文發展。馬克思認為科技發展很重要，是把人類社會從自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工具。科技不僅能解決生存與貧窮的問題，更能解決生產分工此一必要的惡。馬克思同意亞當史密斯所論，生產分工能增進國家財富，但是主張分工是異化的原因之一。科技發展將使機器承擔危險或機械性工作，使人們免於從事無意義、只為圖生存的勞力或低智力工作。人類終就要從自然的桎梏中解放，每個人都享有從事文學、藝術、音樂、宗教等高心靈密度工作的自由。如果善用科技，它可以促進人類的自由。但是科技若成為專制，與錢及權結合，追求經濟上的所得，反過來壓抑人文發展，就違反沈恩所提「發展即自由」的原理了。

六、高等教育與人文深耕

從文藝復興巴黎創立第一所大學開始，大學在西方一直扮演人文藝術的孕育與發展的場所。我們的大學不應該失去這樣的一個角色，應該繼續發展人文和藝術。優質的大學教育絕對需要好的人文與藝術教育。人文和藝術常常沒有商業價值，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更需要給予一個特別的地方存在，那就是大學。以國家的公權力來保護大學，人文藝術才得以在如此徹底商業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裡保有生存空間。

錯誤假定錯誤政策 

五年五百億政策是一個錯誤的政策，因為它立基於三個錯誤的假定上。第一個假定是大學的規模要大。游院長說，清交合併排名馬上從前400名提升到前200名。那何不乾脆把台大、清交全部合在一起算了？很多學者寫文章，提到學術發展是慢慢養成、慢慢發展，不是合併就有了。芝加哥大學的規模遠小於多倫多大學，卻比多倫多大學好很多。清華與交大可能更需要健全的人文、社會科學與藝術學院，而非合併。這個規模要大的假設只是一個迷思，合併更是一個迷思，且都產生很不好的效應。

第二個假定，要投入很多錢到科技研究。我在《當代》雜誌發表的一篇關於學術資本主義的文章裡講的很清楚，台灣的學術環境下科技研究的發展，是在複製歐美科技先進國家的作法，但是即使投資再多的科技研究，有多少能夠真正順利成功轉移到我們的產業呢？用生物科技來做例子，周成功教授寫過不少批評生物科技的文章。他說生物科技目前的投資方式是個錯誤。生物科技公司到現在沒有一家賺錢的，而且快倒閉光了。統一企業投資的生物科技，今年大概是最後一年投資，聽說明年就不再投資了。生物科技的投資，目前常聽到就是中藥、農業基因轉植這類的。製藥其實不只是製藥，它還包括行銷來決定產品的生命。行銷非常昂貴。HP台灣公司總裁何薇玲演講說建立品牌行銷非常花錢，要把一個品牌行銷全世界，所花的錢都是以美金幾億來計算。一個產品要能行銷全世界，品牌和行銷通路的建立都非常花錢。台灣的產業界有這個能耐嗎？

我們的產業界與科技研發能不能學習歐美？我們不能學習中國，因為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代工慢慢會在台灣消失。如何在這中間讓台灣經濟可以存活?從一個人文學者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把人文藝術發展的很好。在這個基礎上研發各種科技產品，把文化的價值、文化的內涵放進去，這是可能性之一。但是政府推動文化產業似乎只是文化包裝，欠缺實質內涵。只有發展出豐富的、多樣的、深刻的、精緻的文化，文化產業才有其根源與源源不絕的創造力。

教改更甚提升研究

第三個錯誤假定是將躋身世界百大作為施政目標。把研究論文數量躋身世界前百大當成發展高等教育目標是淺薄的作法。澄社向行政院建言，認為世界百大不可能，看看現在第99名大學是哪一家就瞭解了。光是比錢，第99名就比不上。把全台灣的大學合併為一家，名義上我們就躋身世界前一百大了，但是這只不過是玩簡單算術遊戲而已。

教育改革比提升研究急迫，教育改革延緩一年，我們的大學生，這些18、19歲具有可塑性的年輕人就被我們荒廢一年。我們對下一代的責任不可以再等，一定要把這個錢趕快投入高等教育的改革，而不只是給更多的研究經費。其實如果高等教育品質低落，如何培育一流研究生？沒有一流研究生如何可能產生一流研究成果？

七、結語：推動台灣人文再生運動

在澄社的萬言書裡面已經論述過台灣人文再生，這裡我再加入一些東西，但沒有脫離澄社的基本立場。第一點，我呼籲高等教育及學術界重視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的發展。經濟與科技愈進步，愈需要深厚的人文與藝術內涵。第二點，我們希望高等教育政策之形成，應該廣納人文學者的意見。目前高等教育政策都是科技專家在決定，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呼籲重視人文、社會科學和藝術學者的意見。政府與科技學者要深切體會到壓抑人文、社會科學和藝術對從事這些研究、創作或教育者的心理傷害和精神壓迫。沈恩的「發展即自由」發人深省。

第三點，我們要求行政院在未來十年責成十五家國立大學徹底體檢，成立完善的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院。我們不應容忍由納稅人資助的國立大學繼續將人文、社會科學等教師「遺棄」在通識教育中心。匡正社會重理工輕人文的庸俗心態需從健全大學著手。殘缺不完整的大學是國民黨 ) 統治時代留下來的遺毒。國民黨和日本政府一樣，不讓你發展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但是今天民進黨 ) 執政，怎麼也跟國民黨沒兩樣呢？

第四點，我們要重視文藝、電影創作的本土化，也就是說鼓勵文藝和電影藝術創作重視自己的具體生活經驗，這正是文藝復興的精神。回到我們自己，你才能認識自己、才能建立自己，這是很簡單的觀念。最後，重視文化自我解釋權，如果你喪失了文化解釋權，你的人文發展，就沒有方向。台灣急需開創具有特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