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洪裕宏；撰文／林庭安
撰文日期：2014年05月07日
撰文日期：2014年05月07日
文化主體性(subjectivity)的建立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始終是項核心課題。主體性就是觀點（point
of view）。無論古今，不分東西，人們不斷反思著相同的問題：我們這個群體的文化共同經驗要如何型塑？從哪一個視角來編織歷史經驗？是否具有獨特的觀點？與其他文化有何區隔？在文化的光譜上，我們的文化是否能找到定位──一個獨立的、不需依附於其他文化而存在的定位？一個具有自己觀點的文化經驗記憶之共享。
西方文藝復興的歷史其實就是一段建立文化主體性的過程。文藝復興始於西元十四世紀初，終於十六世紀末，歷時三世紀方完成整套的文化思想與經驗的重新創造。在文藝復興之前，受到基督教傳統影響，認為人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完成上帝的理想，人是為了上帝而存在，因此，儘管各地區在口語溝通上各自使用不同的方言，但在書寫上皆以「上帝的語言」拉丁文進行。在此背景下，文藝復興的靈魂人物但丁（Dante Alighieri）認知到拉丁文對於使用方言進行溝通的一般大眾而言並不容易理解，因而決定使用自己故鄉的方言──托斯卡尼語（Tuscan）來創作史詩《神曲》，就此揭開了文藝復興的序幕，也確立了義大利的書寫語言。[1]現行的義大利文其實就是當時的托斯卡尼方言。受到但丁影響，除了義大利之外，英國、西班牙、法國等地的文學家也開始使用當地的語言進行書寫創作，紀錄人民的生活經驗，不再以宗教為唯一主題，於是形成一股地方性、自主性的核心理念，也帶動各地區對於在地文化之主體意識的建立與凝聚。
文化主體性的建立不僅艱難耗時，在順序上也常晚於政治主體性的建立。美國於西元1776年獨立建國，成立民主憲政國家，建立其政治上的主體性；然而，建立文化上的主體性、奠定自身的文化價值卻是在獨立逾半世紀後才起步。建國初期，儘管在政治上已獨立，美國在文化上依然依賴歐洲。當時的年輕知識份子必定要赴歐洲取經，甚至大半輩子旅居歐洲，學習、仿效流行的藝術風格與內容，再將作品傳回美國，儼然是接受歐洲的文化殖民。美國文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等人不滿於當時文化困局，因此於1830年代開始推動美國的文化獨立，主張在文化上必須要切斷歐洲文化的臍帶，要「將歐洲文化的條蟲從美國人的身體與腦中取出」，並「用對美國文化的熱情來取代對於歐洲文化的熱情」[2]。受到此運動影響，美國才開始將文化重心從歐洲逐漸移回自己的土地上，凝聚自身的文化共識，建立美國人的文化認同。也是在此背景下，才激發了許多經典小說、文學作品的創作，進入美國文化的下一個篇章。從政治主體性的建立到文化主體性的建立，美國花了將近一百年才完成，由此可知建立文化主體性的艱難。
台灣呢？身為一個多元文化組成的自主體，台灣的文化主體性何在？為什麼建立台灣的文化主體性如此艱難？這是許多台灣人焦急關切的問題。過去數百年來，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居民不斷受到外來政權的入侵及壓迫，使得原有的文化遭到嚴重的破壞，甚至完全消滅。這些外來政權為達到統治方便，有如英國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寓言小說《 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一般，往往使用各種方式進行思想的管控，修改記憶，竄改歷史，讓人民活在謊言編織出來的「真相」中。有些統治者不僅對歷史進行修改，甚至用外來的歷史記憶取代當地原有的文化，完全清除當地文化的遺跡，也清除了人民觀點定位的依憑。面對政府所進行的歷史與文化掏空，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立顯得更加艱難。
文化主體性的建立固然艱難，但對於群體而言卻扮演著極其關鍵的重要角色。對於個人而言，記憶是構成人格相當重要的要素。憑藉著記憶，我們得以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又將往何而去，得以知道自己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自己在群體中的定位，得以知道自己是誰、如何不同於其他人。我們每個人都因此擁有一個自我的故事，自己的傳記。同樣的，對於群體而言，文化就是群體的記憶。憑藉著共同的語言、故事、歷史，群體得以瞭解自己的根源，得以瞭解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間的關聯、在文化光譜上的定位，得以瞭解文化的獨特性何在，並且以此為根基，思索前進的方向。因此群體也需要自我故事，以形成一個社會的人格。
無論對於個人或群體，記憶都是維繫人格、建立定位的重要核心。而記憶需要一個觀點來整合與定位，否則就如同給你一張地圖，若沒有衛星定位(GPS)確定自己的位置，這張地圖的資訊是無用的。在醫學上有個名詞叫「失智症」，用來統稱因腦傷或疾病導致漸進性的認知功能退化，其中一項最常見的認知功能退化就是記憶的喪失。早期的失智症病人會遺忘剛發生的事，隨著病症加劇，會逐漸遺忘較久以前的記憶，個性與行為也因而開始改變，到了失智症晚期，許多失智症病人的家屬甚至會用「已經不是從前的他」或「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來形容他們。「失智症」一詞的英文是dementia，源於拉丁文，de-是去除、遠離的意思，mentia指的則是心靈，連在一起就是「去除心靈」、「去除靈魂」的意思。失去了記憶，就像是失去了靈魂。
沒有文化主體性的群體，就像是得了失智症一般，失去了記憶也失去了靈魂。台灣的處境就像是一個失智症的病人。歷經殖民政權的強權壓抑以及對文化觀點的剷除，許多歷史事實遭到扭曲清除，許多藝術作品被覆蓋掩埋，許多重要的人物被刻意貶抑忽略。於是，我們失去了群體記憶，失去了引以為傲的人文資源，失去了人民的共同聯繫，也失去了建立主體性與認同的基礎。猶如漂浮在汪洋之中，無法定錨，更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前進。
當今的台灣依舊在汪洋中漂浮無依，等待著文化主體性的建立。其實，文化主體性的建立並非是要與其他文化劃清界線，也並非要與外來文化保持敵對關係。文化，就是一群人共同的生命經驗。在不同地區、不同環境生活的群體，必定擁有各自獨特的生命經驗，因此，建立各自獨特的文化主體性只是意味著用自己的語言述說自己的故事，著實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然而，要建立文化主體性，除了群體共有的文化之外，還需要許多人文藝術創作作為「載體」，才能將文化保存下來、傳遞到下個世代。這些文化的載體就像是一首歌，一首屬於該文化群體的歌。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描述了希臘英雄奧德賽在特洛伊戰爭中得勝後返航回家，途中遭遇各種困境的經歷。當船隻駛向充滿暗礁的海洋，奧德賽忽然想起先前聽聞的警告，他們即將經過一個居住許多賽倫（Siren）女妖的海島。這些女妖容貌姣好，歌喉美妙，每當有船隻經過，便會用甜美的歌聲誘惑途經的水手，使他們一時意亂情迷，無法操控船舶，導致船隻觸礁沉沒，葬身海底。奧德賽知道他們將經歷賽倫女妖的歌聲誘惑，於是下令船員們用蠟封住雙耳，並命人將自己牢牢地綁於船桅上，即使聽見美妙的歌聲也無法掙脫繩索的綑綁，如此，奧德賽一行人才平安地通過此難關。
一艘在汪洋中航行的船隻，若船員們沒有自己的歌，沒有高唱自己的歌，便會容易受到其他歌聲的誘惑，頓失方向。同樣的，一個文化群體，若沒有自己的人文藝術創作，沒有自己文化的載體，便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失去定位。要建立文化主體性，就是要創造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用自己的語言，講述群體共同的歷史、故事、與生命經驗，利用文學、藝術、音樂、戲劇等方式，將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紀錄下來，將這個時期群體的生命經驗保存下來。由此看來，文藝復興時的但丁、薄伽丘便是在創造屬於義大利文化的歌，而愛默生、梭羅等人也是在創造屬於美國文化的歌。
若要治療台灣的失智症，我們就得創造屬於台灣文化的載體。我們需要許多的哲學家、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創造出台灣文化的載體，用來承載我們共同的生命經驗，讓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被保存、被傳承下去。我們不僅要有屬於台灣自己的歌，還要高唱自己的歌，大聲地唱、反覆傳頌，讓這些創作深植人心，成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經驗的記憶，藉以凝聚群體的記憶與認同。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在汪洋中找回定位，建立起台灣的文化主體性，重新為台灣注入靈魂與生命。
[2] 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From Marx and
Tolstoy to Sartre and Chomsky (Harper Perenni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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