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裕宏
原載於當代 CONTEMPORARY MONTHLY《第二０三期》
二００四年七月號
一、前言
過去半世紀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的確有傲人的成果，雖然這樣的成果是以嚴重的環境污染，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貧民窟似的都市面貌與低劣的生活環境換來的。以都市生活環境來做例子，芝加哥南邊的黑人區比台北市有些所謂的黃金地段還幽美。台灣可謂擠滿了各式各樣的加工與代工廠。我們的經濟發展與現階段的中國大陸類似，是以廉價的勞力與相對優質的勞動品質所支撐的。在過去的產業發展中，大學的貢獻其實有限。大學中的學術研究，基礎研究方面的貢獻近於零，應用研究方面也乏善可陳。高科技方面仍以代工為主。產品研發多由產業界自行進行，大學的角色並不明顯。
一九九０年以後，中國大陸經濟開放，以廉價人力資源與潛在市場吸引全世界的投資者，就如同過去歐美企業到台灣來做代工一樣，台灣的企業為提高競爭力以圖發展，大量將代工工廠轉移到中國大陸。台灣若要維持經濟發展，不能不尋求產業轉型，主要是朝向高科技產業發展。因此高科技產品之研發需求劇增。民間研發能量明顯不足，因此轉向大學尋求產品研發的研究資源。台灣的大學因此也面臨轉型，希望由過去可有可無，聊備一格的學術研究轉向能提供產業界研究研發能量之支持，提升台灣產業在市場上之競爭力，以維持國家經濟發展。
因應這樣的轉型壓力，政府的學術發展政策卻顯得短視、膚淺與凌亂，缺乏一致的核心原則。雖然短期內可能產生一些研發成果，但是長期而言，卻無法奠定大學學術研究發展的基礎。更嚴重的問題是大學變成「服務站」，以服務工商產業為主職，偏廢了大學的其他重要功能。
大學的角色與學術研究生態在西方國家也面臨轉型。其面臨的問題與台灣類似，都是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產業外移問題。歐美各國大學在八０年代以前與產業界維持相當的距離。八０年代之後，因為政府在高等教育上之投資減少，加上產業外移帶來之轉型需求，大學開始大量接受產業界的資助。由市場需求來決定學術研究的主題與方向變成主流。Slaughter and Leslie (1997)稱此現象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
本文指出，學術資本主義顯然是難以抗拒之潮流，但是，原有堅實學術人文主義基礎的西方國家也許還都還不足以平衡大學學術研究市場化所帶來之負面影響，遑論台灣原本就幾近於零的學術人文主義的基礎呢？學術人文主義的核心原則主張大學的功能在於孕育人類文明創新之可能性與多樣性，其最終目的在暸解世界、暸解人在世界中之意義與位置及尋求公理正義的社會。台灣的大學人文凋零，不受重視，通識教育亦多有名無實或應付了事。在這麼薄弱的人文基礎上再實施市場導向的學術研究政策，可說是在摧毀珍貴的高等教育。
除此之外，學術資本主義的不當推行將加劇經濟全球化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生態的破壞。全球化的本質之一其實是跨國大企業營運的自由化。在表象上，全球化似乎為落後國家帶來工作機會和經濟收益，但是國與國之間以及單一社會內部之貧富差距將加劇，這與公理與正義之理念反向而行。台灣的學術卓越政策似乎也完全忽略這個面向。
二、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
到底全球化指的是甚麼現象眾說紛紜。主要是指跨國的經濟活動及其連帶的文化及政治變遷。全球化也可被視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跨越國界的擴張。換個層次來說，大企業在全球產業分工重組的過程中，為求市場之占有率而跨國化。跨國企業因此應運而生。跨國企業的運作，牽涉到許多國家。為求跨國企業運作之效率，國際組織如國際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等也陸續設立，以確保所謂的貿易自由。跨國大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下所產生的種種經濟、政治與文化現象就是全球化的現象。
全球化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蘇聯的解體與中國市場的開放。這突然而來的龐大廉價人力資源與潛在市場促使全球產業重組。直接投資設廠(FDI)與代工(OEM)為產業移地的二個主要方式。產業外移後，原生產國產業往更高科技或創新的方向轉型。簡而言之，全球化導致科技研發的需求大增。新增的研發能量需求，加上政府刪減大學經費預算，使原來與產業界關係並不深的大學不得不轉向民間產業界尋求研究經費支持，以維持大學的運作與名聲。
Slaughter & Leslie (1997)研究了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澳洲四個國家學術研究生態的變遷，發現學術研究大量趨向市場化發生在八０年代以後。學術資本主義發生主因歸納起來有二。（一）全球化帶來產業重組導致工業國家研發需求大增；（二）政府補助大學的經費劇減。這二個因素恰好都發生在八０年代。在二十世紀前半，學術研究與市場並無直接關聯，大學與市場保持一定的距離，也因此享有獨立於市場與國家權力的自治傳統。五０年代以後，學術研究逐漸地與市場掛勾，但程度依然有限，大學的自治精神依然存在。到了八０年代以後，全球化加速了大學教育與研究的市場化。這個急劇的轉變改變了大學的本質，從與市場絕緣的學術自治傳統轉型，成為市場的一部分。大學變成知識商品的生產組織，大學教授也越來越像工廠中的工人。
以生命科學為例，在八０年代之前，美國大學的生物學研究經費的主要來源是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研究論文主要發表在學術會議與期刊。到了1985年左右，大部份分子生物學的教授都持有獲利公司的股票，或擔任有酬顧問。生物科技學術研究經費有45%來自產業界。許多分子生物學教授成為企業家(entrepreneurs)。除了生物學外，資訊科學、物理學、材料科學、光學、認知科學等也都步上類似的道路。
全球化萌芽於六０年代，到了八０年代受資訊科技之助，大幅發展。全球化發展初期，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是受益者。歐美工業國家為降低勞工成本，將低技術的生產線移往太平洋盆地國家，台灣在這一波的生產重組中受益。到了八０年代，中國大陸、東南亞及中南美洲國家加入國際代工生產行列，加上資訊科技之普及，全球化進入第二個階段，全球產業面臨第二次生產重組。
六０年代開始的第一次全球生產重組並未衝擊到大學，主要原因在於由工業先進國外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線多屬低技術、勞力密集產業，歐美工業國家的產業界本身的研發(R&D)足以應付這一波生產重組。到了八０年代，國際代工的技術層次提高，許多高科技產業也開始外移，例如資訊產業。這波生產重組帶給歐美產業界莫大的壓力。為求繼續維持市場佔有率，西方產業界開始要求政府投資研究型大學與政府研究單位的商用研究。美國產學合作的發展可說是在這個時期成型的。美國商業部成立的高科技計畫(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是一個例子。
在八０年代以前活在象牙塔裏的大學為什麼要改變其自治與非商業化的傳統，接受產學合作呢？道理很簡單：為了錢。公立大學來自政府的補助減少，大學為了維持其運作，不得不另謀財源。一方面產業界需要大學從事商用研究，另一方面大學需要私人企業的研究投資，這二個因素在八０年代同時出現，促成了學術研究開始考慮市場需求。許多學界領袖開始鼓吹走出象牙塔，主張大學的「社會責任」，認為大學應提供社會多元的知識服務，也因此引發了大學的角色與功能的論辯。
在第一次全球生產重組的過程中，因為大陸市場尚未開放，台灣是受益者。但是在大陸市場開放之後，中國大陸挾著龐大的廉價人力市場，發揮了極大的磁吸效應。在第二波生產重組中，不僅歐美國家的生產線直接遷移到中國大陸，許多台灣的次低技術產業也轉移到中國大陸。九０年代以後，連中高技術產業（如八吋晶圓廠與電腦產業）也開始移往大陸，以尋求較高利潤及市場競爭力。
全球化的重要面相之一其實是國家權力的節制。跨國公司為求物流與資金暢通，市場自由開放，需要借助國際組織來約束各國的國家權力。WTO、IMF與世界銀行的作用即在此。這些國際組織的主要功能在增進跨國財團運作的便利與效率。例如WTO致力於排除關稅障礙，以便將各國市場開放給跨國財團。很多學者批評這樣的做法有傷民主，因為許多國家有民主機制，但跨國公司明顯地是集權與非民主的。
台灣過去十年來面臨資金與產業大量外移中國大陸的處境。全球化成為資本主義擴張的最新一波攻勢，連共產國家都無法抵擋，遑論台灣？台灣的經濟靠國際貿易和參與世界生產分工起家，自不可能自外於全球化的潮流。因此產業外移中國大陸無可避免。歐美國家面臨此一挑戰時，以產業升級和產業轉型成功因應。台灣要如何因應全球化的挑戰？似乎也只有產業升級與轉型一途。不過產業升級與轉型有賴高科技研發與創新。歐美各國在科技研發方面原本就領先，加上八０年代以後大學研究能量大量投入商用研發，使這些工業先進國仍能佔有市場，獲取最大商業利益。不過，高等教育卻付出龐大的代價，學術資本主義取代了學術人文主義。
三、學術資本主義帶來的問題
學術資本主義的問題可分為二個層面，一是全球化的問題，二是對高等教育之影響。全球化助長學術資本主義，學術資本主義反過來也助長了全球化。全球化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擴張形式，也伴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下面僅概要敘述其大者。
(一)全球化無限制掠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與環境。跨國企業將產業移往某些國家，除了考慮人力成本之外，也考慮環境成本。開發中國家的環境保護法律往往較為寬鬆，成為吸引高污染產業外移的主因。此外，跨國企業在掠奪窮國的森林資源、礦產、漁業資源時，常忽略這樣的掠奪會造成資源生產國生態環境的永久性破壞。以中國為例，全球化似乎為中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然而其代價卻是十分驚人。根據E. O. Wilson的敘述，中國境內80%的河川已不適合魚類生存，環境污染非常嚴重。長江三峽大壩與正在興建的黃河大壩嚴重破壞自然生態。即使經濟繼續成長，到了2030年，中國將面臨糧食短缺，整個中國像一個超大的牙買加。Wilson預言即使中國能安然度過危機，與大災難也只有一線之隔。
中國以13億之人口追求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必然是一場不可能的夢。問題不在於中國人智慧不足和文化不良，而是地球的資源不足以支持這麼多的人口享受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E. O. Wilson估計，全球資源只夠支持25億人維持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依賴無限制的消費主義。一旦消費走下坡，產能就會過剩，工廠就要關閉，工人就失業。當消費強勁時，產能就能擴充，工廠要擴建，工人需求量增加，各行各業都會興旺，大家都獲利，轉而再刺激消費，刺激投資，一直循環下去。東西沒人買，市場蕭條，經濟就不景氣，至於消費內容的價值或意義就不是那麼重要，有消費就可以。市場上許多強勁的消費品對生活品質或人類文明的意義其實可有可無，甚至毫無意義，但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上卻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市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大堆不必存在的商品，卻因為有人買而大量製造。這些商品的製造可能要破壞森林或污染河川，然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這些問題是盲目的。
(二)全球化的第二個主要問題是分配性正義問題。市場經濟無可避免會造成經濟分配上的不平等。現在中國吸引工業先進國之投資，純粹是因為廉價的人工、龐大的潛在市場與自然資源。有些人可能會說，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自從中國開放市場之後，中國人的年所得由1980年的1460美元增至增加至1999年的4120美元。美國人年所得於1980年為中國人的12.5倍，到了1999年成為7.4倍，貧富國之差距縮小了，這是全球化的貢獻。然而中國可能是一個例外。根據UNDP 1999 Development Report，到1999年止，世界首富五國佔86%的世界GDP，82%的出口市場，68%的國外直接投資，與74%的電話線路。而最窮五國各只佔約1%。最富有的前20%國家所得在1960年為最窮20%國家的30倍，到了1995年則為82倍。
即使中國人的年所得在過去20年增加了近2.8倍，但是中國所付出的代價有多大呢？何清漣在其《中國的陷阱》中指出，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面臨著非常嚴重的危機。威脅人類的所有污染種類，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固體廢棄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迅速侵蝕著中國的肌體，對中國的未來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從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的環境生態就處於一種被過度掠奪的狀態當中，改革以來由甚。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地的地力遞減；沙化、鹽鹼化、板結等各種土地質量惡化的情況都已經大面積出現。沙漠化面積現在已佔整個國土面積的三八%，這時使人均耕地本就緊張的中國雪上加霜。對礦物資源的掠奪式開採導致一種極其矛盾的現象出現：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為發達國家的二~四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為產品。
如果要按照綠色GDP計算為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環境代價，中國這二十三年的發展可以說是負值。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完全依靠剜肉補瘡式的羅掘資源。最明顯的莫過於嚴重透支生態環境，將股市辦成了一個大賭場圈錢、近乎瘋狂的發行國債。中國的全部國家債務（外債、國債、債轉股壞帳、社會保障基金缺口、銀行壞帳、股市壞帳、基層財政赤字）是十二‧八萬億，相當於每年GDP的一四０%。而全部國家資產（外匯儲備、國有資產帳面淨值、自然資源、技術性衍生工具、通貨膨脹稅即印鈔票所得稅）總價值不過九萬億元。如果不是源源湧入中國的外資替代了中國外逃的資本在支援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就爆發。(頁13-14)
這是一段觸目心驚的文字。所得增加為2.8倍卻要付出如此刻昂貴的代價，是所有對全球化盲信者要深思的問題。
（三）全球化的第三個問題是國家權力被轉移到不民主的跨國企業組織。WTO、IMF與世界銀行都不是民主組織。全球化過程卻將部分國家權力轉移給這些國際組織。這些國際組織的主要功能在限制國家權力，如關稅、進出口限制、保護政策或環境保護法律，以增加跨國企業組織活動之自由度—即所謂的自由貿易。馬克思再世會驚嘆商人才真正無祖國。對這些跨國營運的企業主而言，國家對他們的意義越來越淡薄。他們的居所與辦公室散布全球，企業營運之自由遠重要於民主自由。王永慶的名言「吃飽太閒才要公投」是一個例証。除了中國等少數共產國家，參與全球市場活動的主要都是民主國家。限制民主國家的權力，將之轉移給非民主的國際組織，以增進集權的跨國企業財團之營運自由，是很諷刺的事。
不要小看這些極權跨國企業財團的威力。日本六家最大的公司的年營業額幾乎等於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的GDP總和。美國福特與通用汽車的年銷售額大於所有非洲國家的GDP總額。
全球化並非民主的選擇，而是大財團追求私利的結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經濟成長即幸福人生實現」的甜餌，來誘導社會公民同意賦予跨國企業組織或財團超越國家權力之自由。即使國家權力不允許其要求之自由，這些跨國財團仍有其方法達到其目的。這些跨國大企業均非民主組織。這些非民主的超大跨國組織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集中了天文數字的財富與超越國家的權力。他們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他們左右國家的發展與人民的生活，卻不必接受監督，亦不必遵守民主決策程序。
（四）全球化其實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化與強化，並以排山倒海而來的方式，全面控制全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市場經濟的最大問題之一在於，並非所有有價值的人類活動或產品都可市場化。凡不能市場化，不能轉化為商品，不得在市場販售的價值，在市場經濟下都一文不值。例如，流行歌手的一張光碟其市場價值絕對大於一本形上學專著。許多人文藝術活動或產品不能被商品化，但卻具有極高之價值。這個可能性在市場經濟中逐漸消逝。書店中的文學、哲學、歷史等書籍已被大量的股市分析與愛情指南之類的書籍擠迫到陰暗的角落。人類活動為市場機制所牽制。市場決定存在。這個現象嚴重威脅社會的多元價值與多樣性。大部分的人對市場經濟表面的繁榮與多樣性所麻痺，過著淺薄空洞而蒼白的生活而不自知。這是人性的集體墮落，集體自我貶抑，自我物化，自我異化。
上面是全球化的影響。現在來看學術資本主義對高等教育的影響。
（一）大學由追求真理、提供博雅教育、孕育文明創新的可能性與多樣性、與產業界保持距離以及維持相當的自主性，轉變為「服務站」，提供市場需要的研發。學術研究之目的在強調創新研發，以提升全球在市場上之競爭力。
（二）強調高科技的創新應用研究，使得科學與技術、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發現與發明的分野模糊，科技研究同時是科學也是產品。知識與商品之間界線消失了，知識即商品。所謂的「知識經濟」這個概念突然大為流行。
（三）與市場有關的研究，其經費有相當高比例來自產業界，市場決定研究主題。大學教授也樂得接受，因為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大學教授研發新的產品，並試圖將產品以各種形式（分紅、持股、專利權轉移等）賣給產業界。教授在校外組公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大學的一部分與外面的產業界已沒有清楚的界限。過去大學教授的名聲主要來自出版重要論文，如今教授的成功主要來自市場的肯定。大學的自主性價值已被破壞，而與外界一般世俗與實用價值勾結。
（四）並非所有的研究領域都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也並非所有教授都能從事市場化的研究。能與市場掛鉤的教授，其研究經費充裕，設備新穎，廉價博士生勞力充沛，個人收入亦甚豐。這類型的教授不僅個人受益，且在學校權力結構佔較有利的位置，也能發揮較大的影響力。反觀另一類教授，以文史為多，則窮態畢露，不受重視，在大學權力結構上無發言的地位。這形成了大學校園中的二種文化。面對趾高氣昂，研究室電話可以直通部長，主宰研究資源的分配，充滿自信，到處應邀演講，對毫不熟悉的議題發表長篇大論的市場型教授，那些文史教授情何以堪？他們的價值何在？他們的學術生涯自我滿足感的來源在哪裏？
（五）既然市場主導了大學的研究方向，研究經費也大量來自產業界，傳統的教學就越來越不受重視。同時因為強調大學與產業界的關係，強調大學的服務功能，大學也越來越像職業訓練所，而不再是一個博雅教育的提供場所。許多學者如C. J. Cucas視此現象為美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危機之一。
四、台灣的學術卓越政策
台灣到了九０年代，面臨了類似歐美國家受到全球化之影響而必須進行生產重組的問題。大量的產業於過去十五年移往中國大陸。台灣的因應措施也是產業升級與轉型，並強調創新研發，自創品牌等做法。歐美國家轉向大學尋求研發能量，台灣當局似乎也有類似的想法，希望將大學轉型為產業界提供研發，以開發創新產品。
雖然在表象上臺灣與歐美國家面臨的處境與回應的方式類似，但是細究之下有許多重大差異：
（一）台灣的大學與歐美大學一樣，在八０年代以前與產業界的關係不深，學術研究與市場關係不深。但是歐美大學在基礎科學研究、科技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有深厚的基礎，而台灣在這些方面一直都乏善可陳。
（二）美國的產業界願意投資大筆研究經費給大學，以換取研究成果。台灣的產業界對學術界的投資意願一向不高。台灣的高等教育經費受到大學擴充、經濟不振、社會福利支出劇增的影響，大幅減少。美國大學可以從產業界的得到掖注，但是台灣大學恐仍得依賴政府資源。
（三）即使大學願意從事市場取向之研究，產業界進行大手筆投資的可能性也不高。高科技公司若要購買專利或研發產品，直接尋求歐美大學的合作恐怕更有效率。日本大公司與美國大學合作之實例不勝枚舉，即為前車之鑑。自創品牌受到行銷通路條件之限制，非常困難，並且耗費至鉅，這也影響到產業界巨額投資學術研究的意願。
（四）台灣的大學因為在基礎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普遍不佳，這對台灣的市場取向創新研究有不利的影響。創新不能只靠專業訓練，而得靠其他基礎教育的涵養。五十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輕忽通識教育，大學生在人文與藝術方面的素養普遍低落。這不僅嚴重影響學生的生涯發展、生命品質與自我價值和意義，也影響到思維能力與方式、創造力與想像力。雖然資料顯示，台灣每年獲得的國際專利發明數量相當大，但多屬技術層級極低，無突破性的創新。
根據教育部所公布的「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學術卓越近程政策的重點如下：
(1) 建立大學評鑑制度。
(2) 大學分類為研究型、教學型、專業型與社區型大學。
(3) 繼續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選擇具潛力之大學，提供資源，以達國際一流水準。
(4) 建立重點研究中心。
(5) 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
(6) 成立國際留學生學院。
(7) 改進研究生獎助金制度。
中程政策的重點如下：
(1) 成立評鑑專責機構。
(2) 引進國外一流大學於國內設分校。
(3) 重點發展部分研究型大學為國際研究重鎮。
這些近中程政策能否實現，仍是未知數。有些簡明的道理在台灣不見的行得通。橘逾淮就變枳。以八０年代國科會開始執行的研究計畫獎助制度為例，這個制度主要目的在獎助有價值的研究計畫，以提昇學術研究水準。從1987年到1998年，SCI論文由1469篇增加到8592篇，由世界排名第32名進步到第19名。然而台灣的論文引用影響度(citation impact)卻為1.5，遠低於世界平均值3.3。仍在執行中的研究計畫獎助制度至今其實已經無法提昇學術研究，而變成「新科舉制度」，反過來限制研究者創新的能力與意願。主要的原因在於國科會無法建立具公信力的評審制度。你若不加入任何學術「幫派」，不謙虛保守、小心翼翼、避開較具野心與開創性的研究題目，在非專業的審查過程中，很容易就被判出局。加入勢力龐大的「幫派」，常有吃不完的好處。加上國內學術人口有限，審查人常常不是真正的專業，無法欣賞具原創性的研究計畫。這個審查制度若不大幅改革，學門召集人及審查委員會若仍長期掌控在一、二人之手，「新科舉」的毒害將摧毀國科會的良善立意。
台灣的學術卓越政策乏善可陳，混亂而缺乏核心理念。大致上是人云亦云，隨便作作文章而已。我看過教育部與國科會的很多資料，總結一句話，所謂的學術卓越政策不脫抄襲西方的學術資本主義。執行重點不外（一）成立跨領域研究中心；（二）加強與整合前瞻性科學研究；（三）發展有研究重點的研究型大學。跨領域的研究中心過去也成立了不少，成立之後運作成效如何大家都不清楚。至少我知道設於台大的凝態科學研究中心並不成功。最近政府也推動了「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結果大概是錢花完了，卓越也結束了。
學術卓越政策關心的問題是如何將大學學術研究導向滿足國家發展的需求，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最流行的重點領域是奈米技術、生物科技及光電科學。這個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然而政策制定者或學術界的推手們可能都不清楚他們所做的事情背後預設了全球化與學術資本主義。這個政策在歐美雖然行得通，但是台灣與歐美大學有上述的差異性，是否能成功頗令人質疑。即使能成功到一定程度，全球化將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是否該激發我國學術卓越政策的規劃者深思呢？
五、結論
台灣的大學教育有很長時間存在於威權體制下，人文社會科學長期被壓抑或為政治服務。以哲學為例子，目前全國163所公私立大學院校，設有哲學系所之學校只有12所，不到十分之一。在歐美國家，所有大學都設有哲學系，以提供全校學生選修哲學學程。三十多年前台大哲學系事件就是一個政治整肅事件。哲學為思想之學，容易挑動統治者的神經，因此大學校院能不設哲學系就不設。威權解體後仍未有所改善，因為檯面上的學術領導人物多是不健全教育的產物，缺乏深厚的人文素養，不能理解人文之重要。這麼多年來，掌握學界決策權的人物只能思考實用的問題，解決國家發展所需的科技或職業教育，而不能開展出全方位的思維能力，為國家規劃良善的高等教育。
全球化迫使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與歐美國家一樣，台灣的產業需要創新的研發，以維持市場佔有力與競爭力。美國的產業界選擇投資大學研究，促成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台灣的產業界大概不會投資學術研究，大學之財源主要仍將依賴政府。但是為協助產業應付危機，這一波的學術卓越改革走的其實也是學術資本主義。然而客觀條件之差異可能導致學術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失敗。如果學術資本主義的果實摘不到，卻又賠了大學的人文教育，將大學轉型成為提供不了服務的「服務站」，那麼，我們的高等教育就全盤輸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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