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名真正的哲學家──專訪洪裕宏教授

〈作一名真正的哲學家──專訪洪裕宏教授〉，《文訊》第197期，2002年3月8日。

作者：胡衍南

從作家夢想到成為哲學家，
洪裕宏以為人生變數太多，　
事先不可能規畫，
唯有隨時準備好自己，
機會到時才能承接使命。

洪裕宏，一九五三年生，台灣省南投縣人。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及認知科學雙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哲學系主任。現為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所教授。編著有《心與腦》。

為一群具備專業物理、數學背景的學生講授「物理哲學」，是中正大學哲學系所教授洪裕宏今年開課的新嘗試。要讓大學生一面掌握現代科學知識、一面領受哲學養成訓練，絕非一件容易的事；但對同時取得認知科學、哲學雙博士學位的洪裕宏來說，這個差使還難不倒他。然而你真正無法置信的是——從以前到現在，洪裕宏一直渴望成為偉大的文藝作家。

文學？哲學？

洪裕宏說，「早熟」的他大約在台中一中初中部就讀時，就培養起對自然學科及人文學科的興趣。雖然那個時候的台中一中，和其他明星學校一樣是科學取向，而且自己在自然學科、特別是天文物理學方面也很感興味；但由於在外住宿的關係，他經常和高中部的學長混在一起，因此除了科普書籍，他還跟著學長讀《文星》雜誌、看文星叢刊，並且從書中認識了殷海光、胡秋原，以及作品屢遭查禁的李敖。

就這樣，不知真是受到基進學長的影響，還是僅僅為青春期肉體的躁急反叛，當別的同學都汲汲於準備高中聯考，洪裕宏卻在此時開始他閱讀的「濫讀期」。他急切地想要弄清楚這個世界，因此總是想辦法要找些課外書來看，可卻沒有料想到，這差點讓他走上歧途。他說：「經過初中三年的發展，升上高一之後，我的閱讀重心轉向當代台灣文學，以及翻譯的世界文學名著。但是這個閱讀興趣到後來竟然形成一種『災難』，因為我看過太多東西，開始覺得身邊的同學思想太過貧困，所以和同年齡同學的距離愈來愈遙遠。慢慢地，我也就有一點誤入歧途，跟一些人在一起抽菸、打架，和教官玩捉迷藏，生活變得很虛無。」

這時候拉了他一把的，是國文老師楊德英女士。在初步掌握這個學生的心態後，老師先是送他一本夫婿蔡仁厚教授作的《孔門弟子志行考述》，接著又要洪裕宏加入台中一中青年社編輯校刊，於是他轉過頭來擁抱文學，並且開始嘗試寫作。到了高二、高三，透過同學劉國基、以及「創世紀」詩社詩人彩羽的牽線，偶爾也和台北的詩人大荒、●弦、洛夫等人來往，完完全全就是一個文藝青年的模樣！至於哲學，洪裕宏反而近乎一無所知，頂多藉由沙特、卡繆等人的小說，以及法國的荒謬劇，觸碰到一點存在主義的皮毛罷了，自己可從來沒想過要唸哲學。

然而，他卻考上了台大哲學系。

洪裕宏始終認為，人生總是由一連串的「意外」構成，所謂「人生規畫」根本是痴人說夢，因為人們在不同的情境下，自然會做出不同的選擇。當初填寫志願時為了一圓作家夢，在「選系優於選校」的原則下，洪裕宏泰半圈選的是外文系及中文系；但是，由於台大對他而言有很大的誘惑，所以在填完台大外文系、中文系之後，他另外選了一個錄取分數比較低的哲學系——只是沒有想到，他就這麼進來了。

進入台大哲學系後，洪裕宏的心還是在文學上，由於他堅持當作家一定要唸外文系或中文系，因此整個大一老想著要轉系。然而那年正好發生所謂「台大哲學系事件」，系裡風雨飄搖，因此當學長們要他接下系學會會長職務的時候，他決定延遲一年再轉系，好為這個系做一點事。然而這一延遲，讓他有多一年唸哲學的機會，在系統地修完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兩門課之後，他的想法改變了。

他心裡想，自己的人生閱歷有限，創作的目的倒底是為了什麼？倒底是要談些什麼？國外的文學大家在作品裡都有深刻的生命反思，從他們身上都可以感到哲學思考的深度，而我們台灣作家呢？感覺上似乎少了點什麼。就拿當時很受好評的鄉土小說來看，作者固然都是很好的說故事者(storyteller)，作品也很能反映人生的面相，但是好像就只能到此而已，不能有更深的內涵。那些傑出的作家如此，更何況他這個才二十來歲、人生故事還不怎麼精采、不知該寫些什麼東西的大學生呢？他說：「對哲學史有些瞭解之後才發現，我曾有過的最狂野、最具創意的想法，從來沒有超過中、西哲學家！一些我自以為很特別的思考，他們早就提出來了，而且講得比我更好！這給我很大的衝擊，讓我決定繼續留在哲學系。但是，我留下來不是為了走哲學，也沒有想到要作一個哲學家，而是期許自己成為一個有好的哲學背景、有深厚人文素養、有深刻生命關懷、有思考洞見的文學家。我到現在還在做這個作家夢！」

心靈哲學

帶著這個期許，洪裕宏不但唸完哲學系，也結交一群理想主義青年。在那個政治戒嚴的年代，一些有反對意識的學生常常進出他的宿舍，他戲稱自己的小窩儼然就像一個「革命基地」。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一九七七年入伍服役不久，幾位熟識的朋友便因「人民解放戰線」事件被捕判刑，自己雖然沒有受到直接牽連，但在軍中一直受到調查，退伍後也持續被監禁了一年多。接著，林（義雄）宅血案發生，促使他下定決心逃離這個「惡魔島」，於是申請獎學金赴美深造。洪裕宏說，當美國西北航空的飛機駛離台灣上空，他心裡還在不斷地問著：台灣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在向美國大學申請獎學金的時候，洪裕宏在心裡做了一次評估。他想：自己是哲學系出身，要拿美國大學文學系所的入學許可，恐怕是難上加難，更遑論獎學金了，因而他決定到那裡先唸哲學再轉文學。然而正如他所說，一個人的生存情境，往往會影響他的人生判斷。洪裕宏選擇進入印第安那大學後的頭一年，因為有爭取獎學金的生存壓力，非把書唸好不可，所以也就慢慢培養出對哲學的興趣。於是就在讀完一年以後，他第一次思考作為哲學家的可能。

當時，印第安那大學分析哲學的program，十分重視邏輯和資訊科學的課程，因此洪裕宏花了不少功夫在這上頭。漸漸的，他對於人類心靈的探討愈來愈有興趣，因此開始思考往「心靈哲學」這個專業發展的可能。然而要做心靈哲學研究，非得要有當代科學背景知識才行，這對缺乏當代科學涵養的洪裕宏而言，甚至對缺乏通識教育基礎的台灣留學生來說，都是相當大的挑戰。但是他想，如果自己知難而退，那就永遠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如果在嘗試過後失敗了，起碼曉得自己確實不行。於是他決定更改他的系外輔修，改習「計算科學」(Computer Science)。

洪裕宏原先是透過「人工智能」（A.I.）方面的知識來研究「心」(mind)，此派認為「心」的運作可以透過程式設計與計算來掌握，但是他對此說並不全然贊同。一九八○年代中期，另一種「神經網路模型」的學派慢慢形成，他認為這個主張比較忠於人腦結構，所以也就比較傾向這個說法。然而無論如何，為了做好心靈哲學的研究，洪裕宏以哲學博士候選人的身分，同時修習計算科學的碩士學位。相較之下，其他博士生不過修習五十幾個學分，而他為了自己的研究，竟然修讀了一百多個學分，足見他的毅力相當驚人。

然而人生路途不能全靠毅力走完，在很多時候，友朋的扶持鼓勵才是最大的前行動力。一九八八年，洪裕宏的前妻因癌症病故，把一個才五歲大的幼兒，拋給刻正撰寫博士論文的他。就在這個時候，台灣的朋友對他伸出援手——清華大學的傅大為夫婦寄了一張空白支票給他，中央研究院的方萬全教授則安排他回歐美研究所工作。他們的理由都相同：台灣需要一個哲學家，絕禁不起任何折損！於是在朋友的支持下，他渡過了人生的重大低潮，雖然自知朋友恩情無以回報，不過繼續完成學業總是最好的交待。

一九八九年，印第安那大學成立「認知科學」的博士學程，由於洪裕宏在這些年來已經修了許多相關的學分，於是指導教授便要他去找那邊的負責人談一談，看看是不是可以順便申請認知科學的博士學位。因此很難得的，洪裕宏在一九九○年取得哲學及認知科學的雙博士學位。他說：「在美國念書，讓我體會到美國學制的彈性，完全是以栽培人才為出發點。他們不介意自己的博士學程才成立一年，就發給博士學位；只要有人符合資格，他們很樂意頒予博士學位。」

哲學家與哲學史家

取得學位之後，洪裕宏繼續留在中研院歐美所工作。一九九二年，中正大學校長林清江教授要他協助規畫哲學研究所。九三年哲學研究所奉准成立，他被借調到中正大學主持所務，並且在九六年離開中研院到中正專任。他再次強調，人生因為變數太多，事先不可能有什麼規畫，但是我們應該隨時把自己準備好，機會到的時候才能承接使命。

其實早在回台灣之後，洪裕宏就重新檢視台灣哲學界的發展情況。他認為哲學界最大的問題，在於未能區分古典文獻研究、哲學史研究，以及哲學研究三者的內涵。他說，古典文獻的研究非常重要，但並不是哲學；同樣的，哲學史研究是對過去哲學發展史，以及哲學家的學說進行詮解，也不算是哲學。他指出，真正的哲學研究，是一門解決人類生存及存在問題的學問，當代哲學家必須針對從古到今曾經被問過，以及正在發生的問題提出解答，最起碼要試圖提出解答方向。這才是哲學，而不是哲學史或哲學文獻研究。

他舉例說，研究康德的時空觀，這是哲學史問題；至於探索時空為何物，那就是哲學問題了。前者不必碰觸當代物理學理論，後者卻一定要理解當代科學成就，並且提出個人的觀點來。又例如我們要探討宇宙的起源。思考這個問題，必須掌握當代科學家的宇宙解釋：當代科學家普遍相信，宇宙原本是趨近於無限小的奇點，在經過一場「大霹靂」之後，才開始膨脹開來。那麼哲學家接著要問：那個奇點有沒有意義？時間的起點是什麼？以及○之前是什麼狀態？難不成宇宙是起於虛無……。換句話講，這些科學家回答不出來的地方，就是哲學家的切入點。他說：

「科學家提供的世界圖像，裡面存在很多問題，哲學家的任務就是對我們深信不疑的學說提出挑戰！哲學家的工作，其實和其他科學家一樣，都是要解決問題。所以哲學家應該是和其他領域的專家——包括科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一起合作，在不同的領域合作解決問題。」

然而台灣的哲學界卻沒有把這個概念弄清楚，因此本土的哲學家相當少。他堅決認為，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寫出來的東西，對經驗科學家而言一定有用，可以為他們構造更有用的經驗假設。所以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成立至今，都是以創造這類型的哲學家為目標，學生都被要求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去研究別人怎麼解決問題。洪裕宏說，不論是老子、孔子、莊子，乃至於牟宗三，哲學家都是在說明自己相信什麼、認識什麼，都是在發展自己的哲學體系，很少在論別人的東西。可惜五十年來學術界都反了過來，拚命在研究別人的東西，他認為這麼發展是很負面的。他說：「台灣這個社會，幾乎忘了有『哲學家』這回事，因為哲學家在過去五十年來，沒有真正盡到他們的責任，不像文學界、史學界都還可以叫出幾個名字來。我想哲學界必須要檢討，而且承認我們在社會的某些面向沒有做得很好，以致讓社會忘了我們的存在。我們必須要有很好的哲學家來承載社會的價值，可惜社會上缺少很好的哲學（家）社群……。」

文學的希望

當初選擇留在哲學系，就是為了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家。可是二十幾年下來，洪裕宏的哲學訓練雖然夠了，但是文學創作卻沒有真正展開。他說，我們的文學社群需要反省，作品需要注入深刻的哲學素養，他個人也想貢獻一己的力量，只可惜——包括他自己，以及大部分的台灣作家，似乎都還沒有找到著力點……。

不過他相信，文學的希望在於建立哲學思考的深度。他更相信，目前在美國唸書的寶貝女兒，將會比老爸先寫出深刻的文學作品來。

於是我們只能期待——期待台灣，期待洪裕宏，期待他的女兒，期待所有準備寫作的大地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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